现在，老一辈人还把市县的行政主官称之为父母官。父母官一词，应该是出自宋朝诗人王禹偁的《谪居感事》一诗，“万家呼父母，百里抚茕嫠”，其自注“民间呼令为父母官”。这种称谓盛行于明清时期，用来泛指自己家乡的地方官，那些公正廉明为民办事的行政官员，才能得到这样的美誉。
在民间也有这样一句俗语，“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也就是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任期内，必须为老百姓办几件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不然就枉吃国家俸禄，愧对父母官的称谓，还不如回家做点买卖好了。可见一个官员主政一方，对其辖地的社会、经济、治安和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靖边，明洪武六年（1373）设靖边卫，取绥靖边疆的意思，靖边之名延续至今已近650年。清雍正九年（1731）置县也290年了，置县后治所先在靖边营（今新城），历时138年。同治八年（1869），县治迁至镇靖城。民国二十四年（1935）镇靖城解放，国民政府移治柠条梁镇。二十七年（1938）靖边划为陕甘宁边区直属县，中共靖边县委、靖边县抗日民主政府机关迁到镇靖城。三十一年（1942）秋季，迁移到张家畔村，镇靖城作为县治历时70多年。
靖边营和镇靖城作为县治时，期间有知县、县长（知事）和县委书记共60多人。他们有的在任期内无所作为鲜有政绩，只在志书上留下名字，而在民间没有留下名声；有的贪赃枉法残害百姓，虽然也留下了名字，但千夫所指名声狼藉；有的则勤政为民廉洁自律，既留下了名字，也在当时留下了非常好的名声。由于时间久远，也没有文字记载，那些精明干练为民办事的父母官，其业绩口碑都随着历史的长河渐渐远去。但晚清、民国和陕甘宁边区时期，靖边县的三位父母官，人们仍然传颂着他们的事迹。
清朝知县丁锡奎，甘肃秦安人，光绪二十二至二十六年（1896～1900）任靖边知县。其时县域人烟稀少，田园荒芜，官府倾颓，市井萧条。他到任后，立即清理积案，修葺衙署，整饬集市，轻徭薄赋，使士农工商各安本业，凋敝的经济日渐恢复。在此基础上，改义学为崇正书院，亲自讲学，制定奖罚制度，勉励士子勤奋读书。为尽快恢复回乱造成的创伤，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每外出巡视，凡遇勤劳耕作之人即赏钱鼓励，对那些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者必严加责罚。他还劝喻百姓广种树木，多养牲畜，提出了每人种植五棵树的要求，撰写了《劝民植树俚语》四处张贴。一个进士出身的县令，能以俚语教化民众，其心堪赞，录之分享：
靖边人，听我说：莫招贼，莫赌博，少犯法，安本业。多养牲，勤耕作，把庄前庄后，山涧沟坡，多栽些杨、柳、榆、杏各种树科。这栽树，有秘诀：入土八九分，土外留少些，头年插根深，次年容易活。牛羊不能害，儿童不能折，立罚章，严禁约。年年多种，年年多活，将来绿成林遍山阿。能吸云雨，能补地缺，能培风水，能兴村落。又况那些柴儿、杠儿、椽儿、柱儿、檩儿、板儿，子子孙孙受益多。你看那肥美地土，发旺时节，万树荫浓处处接。一片绿云世界，行人荫息，百鸟鸣和，山光掩映，日影婆娑，真可爱，真可乐。
丁锡奎在任期间，还创设志书局，亲自担任总纂，编成《靖边县志》4卷8万言，为靖边正式出版的第一部官修志书，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真可谓：
靖边有幸丁令来，多策并举度荒灾。
寻访典迹修县志，崇正书院育英才。
民国县长牛庆誉，山东曹州（今荷泽）人。民国十七至二十年（1928～1931）任靖边县长。上任伊始亲撰一联，“枉要同胞一文钱请唾我面；莫忘公仆两个字感服民心”，贴于县府大门。那年正值陕北大旱，靖边亦寸草未生，刀镰未动，十室九空，饿殍盈道，幸存之人不是面黄肌瘦，就是周身浮肿。于是他动员绅商富户救死扶困义捐赈灾，筹得粮食200多石，银洋1000多元，又在“华洋义赈会”和山西等地筹得粮食300多石，发放给受灾民众。镇靖城中设立收养所，收容灾民2000多人，放舍饭救人。待民心稍定后，将青壮男子组成土工队，修补东、南、北的城门，在北门外的西芦河上架起铁索桥，解决了发洪水时不能通行的问题。还在城中修建了中山台和广场，宣讲孙中山推翻帝制实行民主共和的道理，动员百姓植树造林恢复生产，建设好自己的家园。
牛庆誉凡遇重大刑事案件，必亲自查访，严细问审，巧断了两起命案，使含冤者昭雪，作恶者受惩。由于抑制强豪，革除弊政，勤理政事，公正廉明，触犯了一些旧官吏和土豪劣绅的利益，民国二十年（1931）九月，在土匪张廷芝等人的策划下，县政府警察发生武装哗变，被迫离任。临行时，百姓送万民伞以表敬仰和惜别之情。靖边民谣“十山九破头，河水向北流，富贵无三辈，清官不到头”，就是说的这件事情。
靖边文化局的王笑理写了一个《县长牛庆誉》的剧本，发表在《无定河》上，故事立意和情节都很不错。由于各种原因未能搬上舞台，仍须得到有关领导和单位的支持协调才行。
2007年4月，我来到镇靖城，给朋友讲述牛庆誉的故事，并作了一首小诗：
春风伴我乘兴来，驻足凭吊中山台。
牛公德政成佳话，遗老至今说赈灾。（未完待续）
（作者系靖边县国资办原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