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阳周城的地望所在
那么，魏、秦两国“阳周”的地望所在究竟在什么地方？
据《蒙恬列传》载：“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馀里。于是渡河，据阳山，逶蛇而北。暴师於外十馀年，居上郡”。
据《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前215年)，略取河南地……以为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号为新秦”。
从这两条史料中看，其中不约而同的提到了“河南”之地，无疑为后世之人确定了“阳周”的地理区域。但是，这其中的“河南”不是指现在的河南省区域，而是指今天的河套地区套内之地。如明朝左布政使张世烈《重修靖边营城池记》：“延安府北三百里有曰靖边营者，即汉朔方郡，秦所取河南地也”。由此可见，明朝的官方还是清楚“阳周”地望所在的。再加上张世烈本人就是清坪堡(今靖边县高家沟便民服务中心境内)人，当为采信。
此后，为了区别这两处的误会，历代多数学者将今天的河套地区套内之地称为“河南地”或“古河南地”。
北大王北辰教授（1921——1996年）经过研究和实地考证，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认为：“阳周故城”应在今靖边县境内。
王北辰教授认为，根据较为准确而可信的《史记》《汉书.地理志》《水经注》等史料，魏、秦两国“阳周”的地望必须具备这样几个条件:“阳周故城”须建筑在“秦列城”和“秦直道”旁边；有“奢延河”和“走马水”这两条水系，还须有“奢延泽”衬映；有“塞门、桥门”和“青岭门”的遗址，还须有“统万城、夏州城”和“芦子关”的存在相证......
1993年9月16日，王北辰教授在靖边县实地考察期间，只发现了芦河与《水经注》中所录的“走马水”颇为吻合，也认定了芦河谷口(今靖边县镇靖镇城北)就是“汉之桥门、唐之青岭门”，而且明确了“统万城、夏州城”和“芦子关”的地望所在，并且对“阳周故城”的地望有了初步的判断：“古城峁虽位于靖边县城北二十多公里,但因县城与该村之间横卧一条半固定沙丘带,公路却须绕道海则畔村前往。古城峁村所在的大片地方,地面为平坦的草地,更向外围则为碱地。当地有鼎立相望的三个自然村即古城峁、马莲坑、大石贬，行政村名为大石贬。三村之间的空地上,尽已造成了人工林。古城峁村有十多户人家,村外全是耕地,玉米长势良好,收获在望。从地名看,马莲坑在往昔必系马莲丛生的低湿地；而大石贬在当地是大石碑之意,反映了当地历史的古老,古城峁则表明了一片小高地上曾经有过古城。当地的村民，以五十四岁的边治民同志为主，向笔者介绍了情况。据介绍，当村所在的一片小高地，即是古城的所在。建国前，古城遗址的轮廓尚依稀可辨，经过几十年的垦耕和平整土地，遗址已全被夷平，不复可辨了。在边治民等位的引导、指点下，只在村边上找到了一小段不足十米的残墙基，外形只是一段低土埂,若非当地人指点，已经看不出它是城墙的残存物了。当地人讲，老年人传说这座古城比白城子更为古老，但是连上辈人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城，村民间并未保存有任何出土物。从古城的古老看,从古城的位置看，它正合于《汉书·地理志》之记，也正合于《水经注》之记，因而笔者认定，古城峁古城就是秦、汉上郡的阳周城”（见《桥山黄帝陵地理考》刊《西北史地》1995年2期）。
这次的考察和结论，由于当时的各种条件所限，王北辰教授虽然没有找到“奢延河、阳周故城、塞门、桥门、桥山”的准确地址并有所偏差，但是足以引起陕西省文史界的震惊----这是因为，“阳周故城”事关“黄帝原冢”的地标所在，绝不是发现一座战国时代的古城那样简单。
于是，西北大学史念海教授（1912年--2001年）拉开了“王、史之争”的帷幕。1989年，他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连续发表了《与王北辰先生论古桥门与秦直道书》和《再与王北辰先生论古桥门与直道书》。在这两封书信中，他对自己过去的观点进行了更加深入的论述并对王说予以质疑：“尊著虽以阳周县城址置于今芦河谷口之北，下文却注明‘遗址尚未发现’。这样的注释显示出朴实的治学风度，这是应该加以称道的，这样的治学风度也是当前值得倡导的。前些时候，有人从陕北回来，见告一宗奇事，不妨在这里略费笔墨。据说有这样一位学人，也在陕北各处探索秦时直道遗址。他认为直道是经过阳周的，而难于确定阳周的遗址。因此就托人在附近寻觅。其人在野外看到一处旧有居人的地方有一堵高墙，较普通房舍或庭院的墙壁为高长，就以之为阳周城的遗址，这样的学人就据此得出结论，确定了阳周的所在。这样的考察，这样的探索，究竟有何裨益处！真理云乎哉！学术云乎哉！”
两位教授的认识不同，虽然在文章中看似风轻云淡，然而在现实中却影响甚远。“王、史之争”，使北大和西大的学者们都对此事忌讳颇深，极少有人应合或反对----因此也就无人深研或考证。
榆林市作家、考古学者张泊先生根据王北辰教授的论文，先后6次到靖边县进行了考证，得出了以下的结论:“实际上，有关秦汉时期阳周地望的记载主要依据《史记》、《汉书·地理志》和《水经注》，而前二者过于简略，后世的文献记载虽不少，但多互相传抄，甚至谬误流传......这些山水形胜如能清楚，阳周也就呼之欲出了。而这其中最关键的是走马水。也是史、王二位先生争议的焦点。
无定河是黄河的一条支流，也是陕北的一条著名的大河。在古代曾被称作奢延水，是因为在其上游北岸有白城子即大夏国都统万城遗址，其前身就是汉代的奢延城，当时附近有湖泊曰奢延泽。这没有疑义。而走马水是奢延水的支流之一，阳周故城就在其旁，这同样没有疑义。我曾将无定河的支流一一审视，也发现只有今天的芦河能说得过去。原因是：其一，芦河发源于白于山，‘水出西南’，然后‘其水东北流’入无定河。其二，芦河流入时无定河的流向恰好向东，与‘又东’相符。其三，白于山古称桥山，山上有战国时秦昭襄王修筑的长城，至今某些段落仍有遗址可觅。芦河的源头恰在秦长城之北，又‘其水东北流’进入长城。其四，《水经注》的注文里提到东汉段颎追羌出桥门抵走马水，‘兼行一日一夜二百余里’到达奢延泽破贼一事，也说明了桥山上的长城关隘桥门——走马水——奢延泽是在一线相连的，也完全符合今天这一带的地理形势”(以上或以下文论，均见于张泊先生《上郡阳周县初考》，发表于2006年《文博》01期）。
支持张泊先生文章论点论据的，是靖边县过去发生的一件事和发现的一件文物:“1982年冬，陕西北部靖边县杨桥畔乡龙眼水库水位猛涨，当地生产队遂趁夜沟通了排洪沟引洪，天亮时，发现水流中有许多古钱币，于是村民纷纷出动捞取，每户都捞得几斤至几十斤不等。县文物部门闻讯赶到现场，从村民手中收回25850枚。其中品种有6种：货布、货泉、大泉五十、布泉、四铢半两和五铢钱。
窖藏所旁的是一处古城址。随后我在这片遗址上又陆续发现了陶质钱范、坩埚、铸铜残块和一些半成品的钱币等冶炼遗物......
(古城址)地势平坦，面积庞大，东西长4公里，南北宽2公里，西部约三分之一的城址已被水库淹没。部分南城墙和东北角墙体保存较完整，残高达6米，黑垆土筑成，明显可见8——12厘米的夯土层。城址内瓦砾密布，有筒瓦、板瓦、陶器残片、城砖、瓦当和铺地花砖等，纹饰有粗细绳纹、布纹、篮纹、麻点纹和回纹等，在田埂地头和水渠沟更多。在村民家中，几乎都有在地面检拾的铜箭头、古钱币、古印章、车马具饰件和铜镜残片等。据他们讲，每逢刮大风下暴雨或春耕秋种时，这些东西就会暴露在地面，每户每年都会检几斤，多少年来都是如此。近几十年来，窖藏钱币共出土4次，出土砖模（钱范）在城内有3处，城南临河处还有烧陶窑址，称“砖梁”。
在村民的带领下我来到一片玉米地，约篮球场大小，他们说这里是铺地花砖和瓦当的出土地。玉米地前的台地上，老年人还记得早年曾有一对砖质方柱，径半米，两柱间相距4米，已被拆除。我怀疑此处有可能是宫殿遗址。
在芦河南岸一处叫‘老坟梁’的高地，是古城的墓葬区。历年来出土丰富，多是汉墓。2005年5月曾发现汉代大型壁画墓一座，其壁画华丽生动，十分罕见。
根据多年的考察，在2001年，我在《子午岭秦直道考察手记》（见拙著《游历陕北》2001年陕西旅游出版社）一文中首次提出该遗址位于秦长城线上，又临近秦直道，芦河依城而过，南有白于山脉，它很可能就是秦汉时阳周县遗址。
我没有想到的是，此文发表后，引起了靖边县文物部门的重视。他们在文物库房里找到了一件陶罐，上腹部阴刻有‘阳周塞司马’五个字。经查实，是在上世纪80年代文物普查中在杨桥畔征集的。此罐高30多厘米，泥质灰陶，保存的相当完整，形制为典型的汉代器皿。字为汉隶，但蕴含篆味，有小篆向隶书过渡时期的特点。究其文字含义，秦汉时称长城为塞，司马这一职官在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为县都邑军政长官，‘司马视城，修卒伍，设守门’（《墨子》）。属于领兵武职，级别在校尉之下，校尉空缺，司马可代行其职。‘阳周塞司马’就是负责阳周这一段长城防卫的武官。这件容器应该就是属这位官员所拥有。
据史料和考古调查表明，这一地区的长城原来是秦昭襄王御胡所修筑，它是一道斜穿北纬38度线的长城。秦始皇令蒙恬北拒匈奴，收复河南地，设北地、上郡、云中、九原四郡镇守控制匈奴南下的通道，在阴山再修长城，把汉胡分界推到北纬41度线左右。秦末汉初，中原内乱，匈奴趁机南下，曾一度把汉胡分界线又逼到秦庄襄王故塞。汉初不得不在故塞驻兵设防。一直到汉武帝时，才再次把匈奴的势力推回秦始皇长城即北纬41度线，这一带又成为内地。这件陶罐的时代应该是在汉初至汉武帝之间。明代修筑边墙时有不少段落是利用了秦庄襄王长城的基础，其中杨桥畔西北的这一段就是战国秦的故塞。此地出土的这件瓦罐对佐证阳周县的地望有重要的意义。
2005年秋，我与中央美院靳之林教授再赴杨桥畔，面对古城，靳先生感慨万千，说他在陕北文物部门工作多年还从未见到过如此庞大的遗址。如果它真是阳周，那么在秦汉时期它应该是陕北地区的政治和军事中心了。”
2015年伊始，靖边县文广局组织骨干力量对杨桥畔镇瓦渣梁村和高家沟便民服务中心王坟湾村进行了勘查。在瓦渣梁村发现了大量的地面铺设砖块及战国时代的排水系统，并且在民间收藏者得知出土一方“阳周候印”；紧接着，根据《水经注》的索引，在王坟湾村发现了“奢延河”(清代县志中有详细标注)“桥山”的源头，寻找到两个直径1.8米的“祭祀坑”和“官字瓦挡”。更让人惊讶地是，王坟湾村中的盆地里竟然有七座人工夯筑的大冢，呈北斗七星状。
2016年11月5日，靖边县召开了“靖边历史文化资源勘踏暨专题研讨会”。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北大学文化遗产研究学院、西北大学西北历史研究所的戴应新、焦南峰、马明志、段清波、钱耀鹏、吕卓民、张在民等考古专家一致得了“在瓦渣梁所发现的古城遗址与史料所记载秦汉时期的阳周故城基本吻合”的结论。
自此，魏、秦两国“阳周故城”的地望所在已基本确定。此后，中国人民大学韩建业教授、丁方教授、姬英明先生和陕西省师大赵世超教授纷至沓来，索证“阳周故城”东南四十里处的“黄帝原冢”。
2021年4月24日，“阳周故城”遗址又有重大发现：当地村民冀文博在遗址中捡的两件刻有“阳周”二字的青铜器残件，年逾九十的戴应新先生非常激动：“这无疑是确定阳周故城地望所在的铁证。”
（墨冰，原名赵世斌，靖边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