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农历六月二十五日，父亲猝然去世，老屋失去了顶天立地的主事人，顿时清冷悲苦，生活更加艰难起来。后来在一次暴风雨中，那棵朝夕相伴的老杏树也被吹倒了，小院永远失去那片硕大的绿荫。国庆节刚过，我也从靖边中学领了一把铁锹和一张类似奖状的证书，又回到了老屋，开始日出而作日落而歇的农民生涯。
此时的老屋，她似乎苍老了许多，必须在不断地保养维修中才能得以延续，这个任务就落到了我尚不成熟的身上。为了防止漏雨，每年都要用泥土抹顶（俗称洼房），这是一件很麻烦且技术性很强的活。早几天就要从远处拉回优质的粘土，用水饮湿使土块充分分解，到了抹顶的那天，再掺入小蔴苡子反复搅拌成泥，用铲子将泥挑到房顶上，拿着泥抹子把泥均匀地抹遍整个房顶。到了半干的时候，再用木棍挨着敲打使裂缝弥合，只有这样才可以经受风吹雨打。冬季下雪了，要及时清除以防受冻以后泥皮变酥。平时墙体上有破旧的地方，也要及时修补，当然也还是用稀泥抹破墙的办法。老屋在我们的呵护下，依然冬暖夏凉，是一家人安身立命的窝。
在家乡参加农业劳动整整四年，期间我从来没有离开老屋。那时还是生产队建制，农民都叫社员，统一出工、统一劳动、统一分红，大家都在一个锅里搅稠稀。毛主席号召全国农业学大寨，上级政府要求粮食生产上纲要的口号提的非常响亮，到处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气象。我们生产队也大年三十不停工，正月初一开门红，白天参加劳动，晚上还要在政治夜校学习，其内容是伟人语录、“老三篇”和“两报一刊”的社论等等。我和同龄人相比，无论在体能和技能上都相差一截，因此常遭到嘲笑，有时还要扣工分，繁重的体力劳动和无情的精神折磨，使我常常处于一种极度疲惫和惶恐的状态。看着那些一字不识和小学未毕业的人一个个跳出农门，心里头总有一股无名的苦涩。
在老屋里我结婚成家，妻是县城的农村人，她来到这个没电缺水的人家，又是一个极其简陋的老屋，其心情是可想而知的。我呢，则惆怅仿徨，不知道今后的路在何方？在这种境况下，我仍然没有自暴自弃，经常利用夜里的时间，在如豆的煤油灯下读书思考，有时还用稚嫩的诗句，描写农村生活，记述思想感受。后来把20多首小诗辑成《劳动的诗》，时任共青团靖边县委书记的王亦群看了以后进行详细地指导，对其中的《我和我的柴油机》一诗表示赞赏，可惜的是那个手抄本现在找不到了。老屋成了我修补心灵创伤的福地，成了我避风遮雨的洞天。每天回到老屋，躺在滚烫的土炕上，吃着母亲做的稀饭，一切烦恼和忧伤都在睡梦中悄然逝去。
1972年秋季，我有幸到榆林地区师范学校上学，妻则成为老屋义不容辞的守护人。
我参加工作以后，家庭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但老屋还是原来的样子，大的结构没有变动，只是按照农村流行的摆设，请匠人做了两个三堂小青柜，也算是时髦了。我的三个孩子都出生在老屋，他们的童年有奶奶呵护妈妈抚养，也是很快乐的。上世纪80年代初期，有一次我随时任县委书记赵兴国下乡路过老屋，他执意要去我家看看，并叮嘱我要把自己的窝建设好。但是后来随着进城潮的兴起，我也在城郊修建了新房子，老屋也再也没有整饰修葺。
1991年农历正月二十八，我离开了居住40年、妻离开了居住20年的老屋，领着年逾八旬的母亲和三个孩子搬到了县城的新居。那天母亲流泪了，妻也流泪了，我也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思绪，只有老屋孤零零地守望着我们渐行渐远的身影。
房子不住人，没有烟火气，就破烂得快。又过了两年，老屋实在难以支撑她衰老的躯体。母亲说把老屋拆了吧，用她的木料在新居盖上三间南方。是的，只有这样，老屋的肢体才能在我们的面前，老屋的血液仍然在我们的心中。现在老屋已经不存在了，只留下了一堆陈年的黄土和在黄土上长出的杂草，但每年我都要回去在老屋的遗址看一看或坐一坐，那些过往的岁月，那些琐碎的记忆，像潮水一样在脑海里涌现，心中有一个永远解不开的情结。老屋承载了我多少欢乐和痛苦，老屋给予了我多少信心和力量。老屋虽然不在了，但在我的记忆中刻下永不磨灭的烙印，每每想起她，就会热血滚滚、思念悠悠。
“白发高堂游子梦，青山老屋故园心”。我离开老屋迁居县城已经30周年了，写下这些文字，算是对老屋的怀念和祭奠吧。
（作者系靖边县国资办原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