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包家寨会议
我们所住的包家寨位处子午岭腹地，是甘肃省合水县蒿嘴铺乡张举塬的一个小村庄。当时这里只住三户人，我们家住了六孔土窑（现在已打造成革命纪念馆，供游人参观）。该村东边住户是从陕北逃难过来投奔父亲的白家，住了三孔土窑；后湾住着赵家，那是我大姐的婆家，住了三孔土窑。
1933年11月初，我们家一下子来了许多人开会，有平时常来的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几位干大和一些哥老会成员，还有一些不认识的，由于人来的比较多，我们家住满后，父亲把一些人安排在白家和赵家住。那几天，父亲把他的人手分配到四处放哨，也不让我到私塾里读书，让我和三哥在通往县城的方向放羊，一有生人就立即回来报信。母亲和大妈、大嫂、二嫂也都忙着推磨做饭。我大姐也跑来烧茶，帮着母亲做饭，那年我十一岁。
后来，我在一些资料上看到，在我家里的这次秘密会议史称西北革命史上的“遵义会议”。
资料记载：“1933年6月，红2团南下失败。7月，王泰吉领导的耀县起义被残酷镇压。同时，由于中共陕西省委杜衡等人被捕叛变，中共陕西省委遭到严重破坏。为了迅速扭转革命形势，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1933年11月3日至5日，中共陕西边区特委，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决定在合水县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研究解决今后的战略方向和行动等重大问题。会议由高岗作报告，出席会议的党政军负责人有刘志丹、习仲勋、张秀山、高岗、王泰吉、秦武山等。会议对今后在陕甘边发展革命做了三项重大决策。首先，撤销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红26军，成立42师；其次，在陕甘边界桥山山脉中段的陇东南梁地区建立中心根据地，发展壮大主力红军，建立红色政权，开创“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第三，以南梁为中心，划分陕北、陇东、关中3个游击战区，组建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包家寨会议是在陕甘边革命斗争危急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会议的重大决策是陕甘边区党组织和红军自觉摆脱左倾错误的影响，坚持从实际出发来解决陕甘边区革命斗争实际问题的结果，为陕甘边区后来革命斗争的发展和红色政权的建设指明了方向，是陕甘边区武装斗争由挫折走向胜利的重要转折点。”（选自《中国共产党合水历史》第41页）
包家寨会议后，经过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人的精心策划，父亲将包家寨子民团的人和枪全部交给红军。鉴于父亲对党的重大贡献，党组织任命他为红二支队大队长，赵二娃为副队长（赵二娃和刘志丹是亲姑舅），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一年后，父亲患了一场大病，一病便是三年，此后便转入地下工作。但由于父亲有着哥老会大爷的特殊身份，合水党组织的一些重要会议还是在我家举行。
有一次，党组织的一个重要会议在我家中召开，由于有人泄密，国民党来了一个团的兵力包围了整个包家寨村庄，形势十分危急。在这种情况下，父亲挺身而出，找到了国民党团长，分析了形势，讲明了利害，最后，国民党部队整团撤离。由于父亲的大智大勇，保护了党的领导干部，也保全了一家人性命。
毛主席在延安时期，父亲作为民主人士到延安参加过参议员会议，这一时期，高岗也曾到我家对我母亲说：“大嫂，我看孩子们也都老大不小了，我写张字条让大一点的孩子到抗大去读书。”但我母亲怕孩子们受苦，没有答应，父亲后来对此也很是遗憾。
此外，父亲还为部队筹集粮草，传递情报，做了大量工作。解放后，由于合水一带水土不好，孩子不易存活，父亲听了“艺人”的话，将土地和几十头牛留给当地群众，带着全家老小，返回靖边老家，那是1953年。
父亲一生为人正直、豪侠仗义、乐善好施，在合水、庆阳、宁县、华池、富县、志丹、靖边等地留下了好口碑，人们尊称他为刘大爷。1966年10月19日在靖边老家去世，享年八十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