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刘世清，生于1886年5月18日，祖籍靖边县红墩界乡南油房，后移居至靖边县席麻湾乡东高峁村。农民家庭出身，十二岁开始在席麻湾乡富汉崾崄田拔贡先生私塾里读了两年书，后因家境贫困交不起学费，只能回家放羊。十六岁时随祖父在蒙地做些小生意。民国十三年（1924年）逃荒到甘肃合水县蒿嘴铺乡张举塬包家寨开荒种地，农闲时间做些小生意，来往于合水与靖边之间。
一、参加农民联合会议
1929年发生在甘、陕、宁、青省区的特大旱灾，一直持续到1932年，前后达3年之久。有资料记载“仅陕西一省就有200多万人活活饿死，200多万人流离失所逃亡他乡，800多万人以树皮、草根、观音土苟延生命于奄奄一息。祸不单行，在旱灾发生的同时，又有风灾、雹灾、虫灾、瘟灾、火灾、兵匪之灾一同降临，甚至人人相食，惨绝人寰，百姓苦不堪言”。
当时，各地难民纷纷涌向陕甘交界的子午岭一带，这里人烟稀少，土地肥沃，容易渡过难关。哥老会在这一带活动很盛，父亲也就是这一时期参加了红帮哥老会。由于他为人正直，做事干练公道，豪侠仗义，三十岁左右就做了哥老会大爷（西北的龙头老大是白文焕，合水的龙头老大就是刘世清）。（选自革命先驱白养珍后人的回忆文章）
当上哥老会大爷的父亲看到哥老会内部争强好斗，组织涣散，他思考着这样下去绝非长久之计。就在这时（1929年4月中旬），靖边老家的白养珍、尚银喜等革命先驱邀请父亲参加农民联合会议，父亲从合水赶回靖边席麻湾参加了这次会议。4月12日，会议在尚银喜家秘密召开。参加会议的有白养珍、尚银喜、白文焕、刘世清、白布林、白布珍、尚占录等人。会议选举白养珍为农民联合会主席，尚银喜为副主席，明确了革命分工，并确定刘世清家为合水岭西革命联络点，负责搞合水工作，发动民团，联合群众；白养珍家为岭东联络点。至此，陕甘农民活动融为一体，达到了长足发展。
同年，经组织安排，父亲在国民党谭世麟部任职。“1930年，包家寨民团成立，刘世清任团头，有团丁7名，枪3支，1935年刘世清回原籍陕西保安，枪交红军。”（选自《中国共产党合水历史》第十五页，纠错保安应为靖边）
二、高岗落难
刘志丹在陕西渭华起义失败后，潜入子午岭一带活动，和父亲认了一家，并结拜为生死弟兄，父亲比刘志丹年长，刘志丹称父亲大哥，我们也亲切地称他干大。那时我只有七、八岁，刘志丹、谢子长经常来我家吃、住，有时他们把手枪交给我的母亲保管。一次刘志丹来我家，对我父亲说：“我要到河南去，想借大哥家的那条灰驴一用。”父亲说：“没问题，你拉去用吧。”
刘志丹干大走后不久，一天，一个自称高岗的人到我家，对我父亲说他是陕北横山逃难来的，听人说老哥也从陕北来，想找份杂活干。父亲看着眼前这个高个子年轻人，看上去有病，就答应让他留下来，并安排和我三哥刘正富住在一个窑里，干些杂活，这一住就是半年之久。几个月后，高岗的身体渐渐好了起来，人也精神了许多。
记得有一天，父亲的一位朋友来我家，和我父亲拉家常，父亲对他的朋友说：“前几天，我梦了一个怪梦，梦到一只黑虎扑到我的身上，把我惊了起来。我知道兄弟深谙解梦之法，给我破解一下。”朋友道：“大哥家里有些什么人?”父亲说：“家里除了你两个嫂子和儿女外，要说外人，就是有个从陕北来的给我干杂活的高岗。”朋友说：“古书上说，黑虎扑身，也就是贵人扑身，依我看这个人绝非等闲之辈，大哥要好好善待。”
又过了一段时间，刘志丹从河南带回了百十名小红军战士，转回合水一带活动。一天，刘志丹牵着我家的那条灰驴来到我家，和父亲攀谈着他在河南的经历。父亲对刘志丹说：“你可知道一个叫高岗的？”刘志丹说：“哪里的高岗？”父亲说：“陕北横山的。”刘志丹说：“榆中上学时，我有个校友叫高岗，也是横山人。延安搞地下工作时，我们见过一面，此后他下落不明，难道是他，他人呢，快给我找来。”父亲让我去找高岗，我跑到地里把高岗叫了回来，两位陕北的革命巨人在我家再次相逢。
这一时期，刘志丹、谢子长、高岗、习仲勋都经常来往于我们所住的包家寨，由于共同的革命志向，他们和我父亲结拜为生死兄弟，我父亲最大，习仲勋最小。
当时正准备攻打合水老城，刘志丹给高岗的第一个任务是写布告。为此，二哥进城买了纸和墨，二嫂给打了一编篓糨糊。高岗写毛笔的功力就是好，我们坐在后炕的人都能听到他写字的声音。
在刘志丹、谢子长、高岗的精心指挥下，红军偷袭了合水城，占领了合水县政府。红军战士四处张贴布告，宣传党的政策。开仓放粮，救济贫苦百姓，整个合水城沸腾了起来。教育局长宋超也带着小学教员、学生们排着队、沿路高呼口号：“红军是老百姓的救星！坚决拥护红军！”
合水县城的打开，是个新震动，是一九三三年下半年的第一次震动。首先震动的是国民党十七路军，总司令连夜命令冯钦哉、杨子恒、何高侯、孙辅臣各派一个团，再令民团联防司令部派几个县民团进剿。
面对强大的敌人，刘志丹、谢子长决定向外转移。10月29日，红军主力在庆阳县北川毛沟门村与尾随的敌军一个团遭遇激战，并获得了战斗的胜利，从而粉碎了敌人的追剿。在军情稍有缓和的情况下，刘志丹及时向陕甘边党政军领导机关提出了研究解决今后的战略方向和行动方针等重大问题的建议。陕甘边区特委、工农民主政府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立即采纳了刘志丹的建议，并决定由刘志丹主持在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来研究解决这些重大问题。因此，包家寨会议是在陕甘边区革命处在生死攸关的时刻而及时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
（刘正廷系刘世清四子，解放初曾任甘肃省公安厅教育所长；刘汉杰系刘世清之孙、刘正廷三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