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第一架电视机，是黑白的。
这物件如今说起，年轻人怕是要瞠目了。但在四十年前我那黄土高原深处的故乡，它可是件了不得的“圣物”。父亲是用一辆崭新的“飞鸽”自行车，从县城的百货大楼里将它换回来的。那时节，自行车在乡间的地位，不亚于今日的一辆小汽车；父亲这般决断，颇有几分“易骏马而取图籍”的气概了。
电视机请进了祖传的土窑洞，安置在那张暗红色老柜的中央，像请来了一尊神龛。机身是朴素的木壳，屏幕方方正正，前面镶着一层厚厚的玻璃，望进去幽深深的。最要紧的是顶上那两根铝片扭成的天线，竟能左右旋转，活像戏台上武将冠子上的翎子，神气得很。
通上电，打开来，却常叫人泄气。多半时候，并无什么戏文可看，只见满屏幕密密麻麻的白点，闪闪烁烁，纷乱地跳动，伴着“沙——沙——”不绝的声响，像是春蚕在永无止境地咀嚼桑叶。乡人管这叫“下雪花”。于是，我们一家子，乃至半个村子的人，便常常围坐着，静静地看那“下雪”。看久了，竟也看出些趣味来；那混沌一片的流动，似乎也蕴着一种渺茫的生机与期待。
倘使运气好，经过一番虔诚的调整——这调整的手续，是颇有些仪式的意味的——那些狂舞的雪花会忽然沉静下来，模糊的人影与断续的音响，便从那一方小小的“雪窗”里挣扎着溢出来。这时，窑洞里便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孩子们自然聚精会神，大人们也暂放下手里的活计，连最爱叨唠的祖母，也抿了嘴，目光幽幽地盯着那光影变幻的方寸之地。图像总是不大稳的，人脸时常拉长了，或是压扁了，声音也时而激昂如争吵，时而呜咽如哭泣。但这又何妨呢？我们看《西游记》，那孙行者的脸纵然扭成了瓜形，一根金箍棒舞得如弯曲的面条，我们也照样认得他，为他喝彩；看《射雕英雄传》，即便郭靖与黄蓉的对话被“沙沙”声吞去大半，我们也能从他们的身形姿态里，猜出个七分的剧情。这种看，是需要动用全身心的联想来补足的，因而印象格外地深，趣味也格外地浓。
电视的脾气，是有些古怪的。看得正入神时，它往往会闹起别扭，图像乱颤，或干脆又复归一片雪花。这时，便有经验老到的人（常是我的祖母）不慌不忙地站起身来，走到柜子前，举起手，在那木壳的顶盖上“啪！啪！”不轻不重地拍上两下。说也奇怪，经这一拍，那图像常能安定下来，好像一个闹觉的孩子被拍哄着了似的。这“拍电视”的妙法，很快成了我们人人掌握的家传绝技。
若拍也不灵，那便是外头的“翎子”需要转动方向了。这差事，常落在我那胆大敏捷的二哥身上。他便会敏捷地爬上窑洞的脑畔（屋顶），冒着寒风或暑气，小心翼翼地转动那根绑着天线的长木杆。我则在窑洞门口，充作斥候，向着屋顶大声报告：“往左些！……过了，再往右回一点！……好了！好了！稳住！”那情景，颇有几分古时旗语通讯的意味。有一次，他正调整着，一阵旋风刮来，他脚下一滑，竟顺着瓦檐溜了下来，在黄土院坪上坐了个结实的“屁股墩儿”，我们惊呼着围上去，他却拍拍尘土，咧嘴笑道：“不碍事，今晚的《霍元甲》耽误不了。”
这般辛苦维持来的影像，自然是珍贵的。于是，看电视便不止是“看”，成了一件郑重其事的大事。晚饭总要早早吃完，凳子要摆好，祖母的蒲团要放在最适中的位置。节目开始，大家便屏息凝神，除了必要的、极简短的评论，绝不多话。那种集体的、专注的、带着某种虔敬的快乐，是如今对着一屋子光亮如镜的屏幕、节目信手点播的孩子们，所难以体会的了。
后来，正如一切陈旧的事物终究要让位一样，这台黑白电视，在一个家境渐好的日子里，被一台闪着艳丽光彩的彩电替代了。那台老电视，父亲把它送给了一位更需要它的远亲。它离开时，我摸了摸它温润的木壳，顶上因常被拍打，漆色已有些淡了。
如今，我坐在窗明几净的屋里，手指轻轻一划，便能召唤出全世界的影像，清晰、流畅、色彩斑斓。但我总感觉，那些过于真切的面孔与风景，反倒隔了一层什么。有时在深夜，当万籁俱寂，我眼前恍惚又会泛起那片熟悉的、跳动着的雪花点，耳畔响起那一片“沙沙”的、安稳的白噪音。那是我童年时代望向广漠人间的第一扇窗子。窗玻璃是模糊的，蒙着水汽，映出的世界是黑白的、摇晃的，需要拍一拍、转一转天线才能看清。然而，正是透过这扇不甚明亮的“雪窗”，我最初看见了江湖的浩渺，历史的烟云，才子的风流，侠客的肝胆。它给我的，不是一个完美的世界图景，而是一颗渴望窥看、乐于想象、并肯于为一点点乐趣而付出耐心与协作的、温热的心。
这黑白纷乱的“雪窗”，或许才是我真正意义上的、人生的第一扇窗户。往后的岁月里，无论我见到多么绚烂的风景，心底总还留存着那一方黑白闪烁的、沙沙作响的底色。它告诉我，最初的观看总是艰辛的，因而也总是珍贵的。
（作者为靖边县融媒体中心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