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子拐进那道熟悉的沟岔时，儿子忽然指着窗外喊：“爸爸，快看，那家门口挂着一把草。”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一孔旧窑洞的门楣上，果然悬着一束艾草，青灰青灰的，在午后的风里微微晃着。我的心，便也跟着晃了一下。
原来是端午快到了。
母亲早知道我们要回来，早早地就在硷畔上张望了。看见车子，她也不迎上来，只是站在那里，两只手在围裙上反复地擦着，像是在擦去等待的时光。待我们走近了，她才笑着说：“我就说么，今儿早上喜鹊叫得欢。”
灶房里，糯米和粽叶都已经备好了。那米，是软黄米，自家地里种的，金灿灿的，有一种土地给予的、敦厚的光泽。红枣也是自家院里树上打的，个头不大，却甜得扎实。粽叶是父亲一早从沟底采回来的，翠绿厚实，还带着露水的潮气，一股子清冽的草木香，满屋子都是。
母亲坐在小板凳上，开始包粽子。她的手已经不甚灵便了，指节粗大，满是裂口，可那粽叶一到她手里，便服服帖帖的。两三片叶子叠在一起，轻轻一窝，便成了一个翠绿的小斗；抓一把黄米灌进去，嵌两颗红枣，再覆上一层米；然后将叶子折过来，裹紧，用马莲草一扎，一个饱满的粽子便成了。整个过程，行云流水一般，像是做了几千遍、几万遍的动作，早已刻进了骨子里。
儿子看着稀罕，也凑过去要学。母亲便手把手地教他，一老一少，四只手，在那翠绿的粽叶间笨拙地忙活着。包出来的粽子歪歪扭扭的，不成个样子，母亲却欢喜得什么似的，连声说：“好着呢，好着呢，我们宝宝包的，煮熟了奶奶先吃。”
看着这情景，我忽然有些恍惚。儿时的端午，不也是这样的么？
那时候，离端午还有好些天，家家户户便忙开了。男人们下到沟底去采艾草，专挑那些长得精神、叶片肥厚的，一捆一捆地背回来。女人们则在家里拣米、洗枣、煮粽叶。我们这些孩子，帮不上什么忙，便满村子地疯跑，唱着那不知传了多少代的歌谣：“五月五，是端阳。门插艾，香满堂。吃粽子，洒白糖……”歌声在沟壑间荡开去，又被风送回来，整个村子便都浸在了那欢快的调子里。
真正到了端午那一天，仪式是郑重其事的。父亲天不亮就起来了，将一束艾草恭恭敬敬地悬在门楣上。那艾草的气味，是苦的，苦得凛然，苦得通透，仿佛一位板着面孔的老学究，要用这一股子刚正不阿的味儿，荡涤人间的一切污浊。母亲则用雄黄化酒，挨个儿给我们点在额头、耳后。那一点冰凉，混着酒的辛辣和雄黄独有的矿物气息，像一道无声的符咒。大人说，点了这个，毒虫就不敢近身，一年的灾病也就避开了。我们那时候是不懂这些的，只觉得好玩，点完了还要互相看看，取笑谁额上的点子最大。
母亲还会拿出她早缝好的香包，给我们一人一个挂在脖子上。不过是些零碎的绸布边角料，经她的巧手一拼，便成了小老虎、红辣椒的模样，里面塞满了香草，馥郁芬芳的，闻着便从心底里生出欢喜来。
如今，母亲大约是再没有那样的心力，去缝香包、化雄黄酒了。我也早已过了佩戴香包的年纪。只有这粽子，还是当年的样子，当年的味道。剥开来，黄澄澄的米被红枣染出几抹琥珀色的光晕，一口下去，米的糯、枣的甜、叶的香，一股脑儿地在嘴里化开，没有丝毫的矫饰，是一种结结实实的满足。
我望着灶膛里跳跃的火光，望着母亲花白的头发，望着儿子好奇地摆弄粽叶的小手，心里忽然涌上一股说不清的滋味。这粽子，这艾草，这关于端午的一切，父母传给了我们，我们能不能再传给子女呢？他们将来的记忆里，会不会也有这样一缕粽香，这样一束青灰的艾草？
粽子煮好了，母亲先挑出儿子包的那几个歪歪扭扭的，剥开来，尝了一口，眼睛便笑成了缝：“嗯，好吃，我们宝宝包的，比奶奶包得还好吃哩。”
儿子便得意地笑了，露出豁了口的门牙。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有些东西，大约是断不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