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人习惯把元宵节唤作“过十五”，一个“过”字，透出的是与春节一脉相承的郑重。在我的印象中，这里的元宵不是“闹”出来的，而是“吼”出来、“敲”出来、“烧”出来的。小时候听老人讲，正月十五的月亮，要把全年第一轮圆满的光华，都倾泻在这片黄土疙瘩上。那时我不懂，只觉得这一夜的风无论多冷，都吹不散空气里的火药味和煤炭燃烧的焦香。
元宵在别处是吃食，在陕北却更像是一种念想。我从小吃的不是南方的汤圆，也不是京津那种摇出来的元宵，而是母亲用黏软糜子面手工捏成的“灯盏”。面要醒得恰到好处，捏成窝窝头的形状，上锅蒸熟后，趁热在凹陷处插上棉芯、倒上麻油。那时物资匮乏，正月十五夜里，孩子们一人捧着一个面灯，不是为了吃，而是为了“照”。老人们说，用这灯照亮屋里的每个角落，蝎子、长虫一整年都不会钻进来。那灯光昏黄微弱，却把窑洞的轮廓勾勒得格外温柔。直到灯油燃尽，面皮烤得焦黄，我们才舍得把它吃掉，那股子油香和粮食的甜糯，至今仍在舌尖缠绕。
“正月十五闹元宵，金匾绣开了。”这首歌在陕北流传得比任何地方都广。但我总觉得，比起《绣金匾》的婉转，更配这片土地的，是那震得山峁峁都打颤的腰鼓声。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正月十五那天，天刚蒙蒙亮，十里八村的腰鼓手就汇成了红色的河流。他们头扎白羊肚手巾，腰系红绸，斜挎着蒙了牛皮、绘了太极图的鼓子。那鼓点不是敲出来的，是跳起来、蹦起来、从黄土地里“炸”出来的。有时候是几十人一起踢腿，扬起的黄土能遮了半道街；有时候是伞头领着一众后生，即兴吼着祝词：“进了大门抬头看，六孔石窑齐展展，五谷丰登人兴旺，一年四季保平安。”那声音粗粝、高亢，顺着沟壑能传出几十里地。
若说白天的秧歌是给眼睛看的，那晚上的“转九曲”就是给心走的。一块平整的河滩地上，用361根高粱秆栽成了一个四方城，秆与秆之间用绳子连接，布下曲折迷离的路径。秆顶上托着小小的油灯碗，萝卜或洋芋削成的底座，盛着清油，燃着棉花捻子。天一擦黑，几百盏灯同时点亮，从高处望去，像是繁星坠入了黄河的漩涡，环环相套，深不见底。
唢呐班子吹响了《大摆队》，秧歌队打着彩旗先行为敬。我跟在人群后头，手捻一炷香，缓缓步入那“城廓”。周围是摩肩接踵的乡亲，有祈寿的老人，有求子的媳妇，有盼着读书灵光的娃娃。每过一道“城门”，都有人轻声念叨。这九曲十八弯，走得人晕头转向，却又心生敬畏。走到阵中心那根最高的“老杆”下，我看见许多年轻媳妇在“偷灯”。传说，偷个绿灯生女子，偷个红灯生小子。守灯的老汉故意扯着嗓子喊：“偷灯养小子哩！”惹得人群一阵哄笑。那灯被人小心翼翼地揣进怀里，护着光，带回家去，像是把一年的希望都揣进了心口。
走的地方多了，才发现陕北的硬气不只在地上，更在那漫天的铁水里。有一年在子洲，我见识了传说中的“铁水打花”。这手艺在过去是铁匠行当里的秘技，如今成了元宵夜里最壮观的焰火。几个精壮的汉子光着膀子，坩泥勺舀起1600度的铁水，奋力抛向夜空，不等铁水洒落，木板猛地一击——“啪！”一声炸响，金色的铁汁迸裂成千万朵细碎的火花，如金蛇狂舞，如瀑布倒悬，瞬间照亮了半个县城和仰头凝望的一张张面孔。
那铁花落在结冰的地面上，溅起更多的火星；落在人的皮袄上，烫出一个个小黑点，却没人躲闪。老人们说，这花打散了晦气，打得越红火，年景越旺。我看着那些打花的把式，他们头戴草帽，衣服反穿，动作干净利落，像是与烈火共舞的祭司。这延续了千年的古老烟火，让我想起了父亲曾讲过的“抡火球”——虽然道具不同，但那驱寒祈福的心意，那股子与天地硬碰硬的劲头，竟是如此相似。
朔风凛冽，圆月当空。煤块垒成的“火塔塔”在街心熊熊燃烧，火焰从塔身的缝隙里窜出，烤得人脸颊发烫。围着火塔，听唢呐手吹奏《百鸟朝凤》，看火光在每一道皱纹里跳跃，我忽然明白了：陕北的元宵，其实是一场在严寒中对温暖的集体朝拜。无论是那柔弱的清油灯，还是这炽烈的铁火花，都是黄土高原上最坚韧的生命力。它们代代相传，照亮了沟沟峁峁，也照亮了赶路人的前程。
（作者为靖边县融媒体中心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