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国家公祭日这一天，总有一种特别的情愫在心头萦绕。不是刻意的悲伤，也不是空洞的仪式感，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驻足与回望。此刻，坐在办公室里，窗外是陕北高原特有的湛蓝天空，我却仿佛听见了从岁月深处传来的钟声，浑厚而悠长。
我的童年，是在陕北高原一个被山梁环抱的小村庄里度过的。记忆里，历史不是教科书上冰冷的年份与数字，而是村头老红军李爷爷空荡荡的右袖管，是崖壁上那些黑黢黢的废弃窑洞，是夏夜打谷场上，老人们用沉缓的陕北口音，絮絮讲述的"跑反"故事。那些故事里，有滚滚的狼烟，有凄厉的军号声，也有舍身跳崖的游击队员。那时我还不懂什么叫"国殇"，只觉得心里堵着一块又硬又涩的东西，像一枚未曾熟透的山杏。
真正让这枚苦果在我心里破土发芽的，是我小学四年级的语文老师，一位姓王的、从绥德师范毕业的高材生。那也是一个公祭日，只是当时尚无此名。天色阴霾，王老师没有按进度讲课文。他转身，用粉笔在黑板上重重写下四个大字："民族之魂"。粉尘簌簌落下，他沉默了片刻，教室里静得能听见窗外北风掠过杜梨树的声音。
然后，他转过身，目光扫过我们每一张被高原阳光晒得黝黑的小脸，开始讲述。他从谢子长、刘志丹创建陕北红军，讲到习仲勋在陕甘边区的艰苦岁月；从八路军战士血战黄河的壮烈，讲到杨靖宇将军胃里仅有的草根棉絮。他的声音不高，却像沉重的石夯，一下，一下，砸在我们心上。他没有哭，但我们看见他眼眶里隐忍的水光。最后，他说："娃娃们，咱们的民族，经历过最深重的苦难。但正因如此，咱们陕北人更要懂得尊严与复兴的分量。记住他们，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背负起他们的遗志，让这片黄土地，从此不再受那般欺凌！"
那一刻，我仿佛听见了一声洪钟大吕，在灵魂深处震响。先前那些零散的、关于苦难的模糊感知，瞬间被这声音凝聚、升华，成为一种清晰无比、沉甸甸的使命。我紧紧攥着拳头，指甲掐进了长满老茧的掌心，心里有一个声音在呐喊："我要成为王老师那样的人！我要把这样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这颗少年时埋下的种子，悄然指引了我此后的人生轨迹。填报大学志愿时，我毅然选择了师范院校的中文专业。在图书馆发黄的旧报刊和档案里，我触摸到了那段历史更具体、更惨痛的肌理。那一串串冰冷的伤亡数字背后，是一个个曾经鲜活的生命，是一个个破碎的家庭。我明白了，王老师当年传递给我们的，不仅是悲愤，更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毅，是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担当。这，正是我们民族历经劫难而不倒、屡遭挫折而愈勇的脊梁。
毕业后，我如愿成为一名教师，后来又因工作需要，走上了宣传干部的岗位。站在讲台上，面对着一届届青春洋溢而又略带迷茫的面孔，我总会想起王老师，想起他写在黑板上的那四个字。我深知，我传递的不仅是知识，更是一种精神的薪火。我给他们讲陕北红军创建根据地的艰难，讲延安鲁艺学子在窑洞里求学的执着，也讲"两弹一星"元勋们隐姓埋名、以身许国的赤诚。我看见，那些年轻的眼睛里，先是不解，继而震撼，最终会沉淀下一种与我当年相似的、严肃而坚定的光。
如今，作为一名宣传工作者，我更多地用笔墨去构建我们时代的叙事。在撰写每一篇关于退耕还林、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稿件时，我笔下流淌的，依然是那股自公祭日钟声里汲取的精神源流。那些仁人志士所期盼的"可爱的中国"，正由我们这代人，用奋斗一点点变为现实。这，或许是对他们最好的告慰。
窗外，街道上的喧嚣渐渐重回耳畔。我重新拿起笔，摊开稿纸。那穿越时空的钟声已然沉静，却化作了我血脉中永不停息的律动。它提醒我，从哪里来，该往何处去。它让我懂得，公祭，不仅是垂首的哀悼，更是昂首的出征。那钟声，是历史的回响，是现实的警策，更是未来的召唤——它召唤着我们每一个人，在各自的岗位上，做一名民族复兴路上的敲钟人，以不懈的奋斗，为这苍茫大地，奏响永不停歇的、黎明般的乐章。
（作者为靖边县委宣传部融媒体中心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