婴儿呱呱坠地，一丝不挂，将其包裹于襁褓，此是人生的第一件衣。老人过世，亲人要为其穿衣装扮，然后入棺掘土（或火化）安葬，并在之后的每年农历十月一日，折纸衣上坟祭祀，且将此日叫“寒衣节”。宗教信仰中，天兵天将身披铠甲出征，寂寞嫦娥摆动飘逸的袖子起舞，很少有一丝不挂的裸体种儿。可见，穿衣不仅适用于生活在人世上的每一个人，而且在人们意识中，延伸到神灵鬼魅。
人类祖先，原为浑身长满长毛的古猿，与今天在草原上横冲直闯的野牛，森林中声如巨雷的老虎等类同。然而猿人自从进化到身上穿衣，长毛开始脱落，浑身变得细腻光滑，只有颅顶之发，眼上之眉，嘴边胡须留存，至于胳膊、腿上的几根汗毛，只能算残存。穿衣是人类智慧发展的结晶之一，穿衣的人类，不仅落落大方，还将其他动物远远地甩在后边。
天气有春夏冬秋更替，尽显寒热温凉。人为恒温动物，为调节体温，夏穿单衫，冬着棉衣，春秋毛衣搭绒裤，随季换衣。闲花淡淡春，养眼又养身。白天穿衣工作，夜里榻上睡觉还得用铺盖被褥，一些人甚至睡衣裹身，被褥为人们夜晚之衣。至于护头之帽子，护脖之围巾，护手之手套，护足之鞋袜，其全为衣之范畴。
俗语云：“老虎下山一张皮。”长毛动物就迥然不同了，它们的衣服是自己身上的绒毛。北风凛冽，要在皮上生出稠密的绒毛护体。到夏天，炎热难当，只好忍疼割爱，将绒毛蜕去，一年一茬。惜哉，然又无可奈何！陆地爬行的蛇类，以鳞甲护身。冬天来临，蛇类靠自身鳞片无法抗御严寒，只好钻入地下冬眠。苦也，别无良策！
昆虫是年度的季节的或月份的甚至是旬日的过客，就那么一丁点躯壳，春日迎着和煦阳光成长，秋天将卵藏匿于地下，或树叶草根等处，自己则随着寒风逝去。来年，虫卵化茧成蝶，却不曾见到自己的父母。如果说蛇类冬眠是用自己冻僵的身体来熬煎冬季，那么昆虫的产卵越冬则是用换代之法延续物种。悲兮，无衣的可怜虫们。中国农事活动针对它们特设“惊蛰”一节气，是为迎接昆虫出生的盛大节日。
人类的穿衣之路艰辛而漫长。从猿人用兽皮或树叶遮挡身体，到嫘祖发明养蚕抽丝织布，真正意义上的衣服出现了。此外，一些蓑草也成为织衣原料，化纤原料进入人们生活，对制衣增添了更丰富的内容。人们狩猎，得动物之皮可制作结实而耐用的衣服。收获绒毛就不一样了，动物蜕毛，如弃敝履，而人用之，却如至宝。加工后的绒毛变为人的衣服。其实这是一种修旧利废之法，毛纺是人类古今一直常盛不衰的行业。人们还用禽类的羽毛制作衣被，备受青睐。
感谢宋末元初黄道婆，她从崖州返回上海，大刀阔斧地进行纺织工具改革，制造出擀、弹、纺、织等专用工具，使纺织“错沙、配色、综线、挈花”等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提升，其人被誉为“衣被天下”。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一般家庭以男耕女织为分工，妇女为掌握更新更高的纺织缝制技术，不惜顶礼膜拜，向天上的织女乞教，于是有了农历七月七日“乞巧”节日。
西方“洋布”传入中国，对中国纺织业不能说不是一次巨大的挑战，土布与洋布相比，无论是纺织速度还是布面质量，不能说没有差别。聪明的中国人采用了拿来主义，掌握了外国的机器纺织技术。到20世纪60年代，还未掌握印染技术。70年代，又引进化纤生产线，穿衣问题得到彻底解决。“衣不遮体”成为过去，被外国人讥讽几人伙穿一条裤子的历史不复存在。
制衣也由“慈母手中线”一针一针地缝制，被先用脚踏后改为电子控制的缝纫机代替，甚至用粘合剂取代。
说到衣服的制作种类，人们眼前立即浮现出衫、褂、夹、衩、裤、袍、裙等。其实呀，衣服的制作是按照一定规格进行的。古代，人们将衣分为上下两段，代表天地阴阳。《毛传》中给衣定名，上曰衣，下曰裳，因为人们身体需要衣服来包裹，在制衣时必须依人的身体来量制。人有头，制护头之帽，必是壳样；人有双臂双腿，衣服必制成筒状；人有双足，鞋子必呈臼形。裙子则是满足双腿活动的大套筒。同样，袍子也兼顾了全身上下。照此裁制，衣服才能合身。
衣服穿在人身上，还有连衣带物。穿衣要系带，内系为固定裤子，外系为约束衣服，带用皮、毛、棉、麻、草、金属及化学物品等制成。现代人进行改进，又发明了紧松带。对门或偏开口的上衣要缀扣子，工业的发展，又改用拉链，拉链较之扣子，严密、整齐，更受人们欢迎。为带物方便，在上衣胸前、腰间或下衣胯侧加制兜儿，其虽附在衣服之上，作用却在穿衣之外。
起初，人们穿衣粗制滥造，随着时间推移，逐步向精细化方向发展。在华夏衣服史上，汉装曾风靡一时，唐装曾显山露水。清代的旗袍开始专为满族妇女享用。经过改革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辛亥革命后，民国设计的中山装可与西装媲美。1949年，毛泽东主席身穿中山服，庄严宣布新中国成立了。今天，中国款式早已被突破，外国各类西装纷至沓来，人们穿衣出现中西合璧模式。
物以类聚，人以衣分，不同的人穿不同的衣着。古代，尤为突出。首先是官民服饰差别，皇帝及皇帝家族穿黄色，代表着雍容华贵，官僚披红挂紫，显出身份高人一等。隋唐之后，对官民服装颜色和花卉图案等进行规定，高官可穿紫色衣服，品位较低者分别穿红、绿两色，小吏穿青色，平民穿白色，屠夫、商人只能用黑色。在民众中，由于穷富不均，富人穿绫罗绸缎，穷人只能穿粗布草衣。一些富人为抬高身份，捡个“员外郎”什么的头衔，以改变自己的身份，佩穿官服，提高身价。衣冠楚楚的富者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而鹑衣百结的贫苦人家则过着丐衣豕食的日子，君不见，江湖上穿戴“青箬笠，绿蓑衣”的渔翁，出没风波里，一对家贫如洗的夫妇在“牛衣对泣”。
时久成俗，人们以不同的穿着来判定不同的身份。黔首、白丁、布衣代指平民、巾帼裙衩代指妇女、青衿代指读书人，缙绅代指高官，等等。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古代以衣论身的陈规陋习被推倒，人们可随心所欲地穿自己所喜爱的衣服。一个公关小姐的衣着，不比国务大卿逊色。然而，至今在一些行业中，服装仍然是区别彼此不同的标志，反映不同的行业特点。走进军营哨所，耀眼的尼采服会使你对军人的风采肃然起敬。医院里，忙碌的白衣天使正在救死扶伤。学校学生以统一的校服，展示出青春的活力。旅店的服务员正穿着和谐的服饰接待顾客。如果说，古代不同的服装代表了不同的等级，那么，现在不同的服装则充分展示出行业的特点，同时展示出个人的风采。
穿衣已经发展为一种厚重的文化，有着高雅的底蕴。《周易》有“黄帝尧舜重衣裳而天下治”之说，人们常常用衣服指代事物，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领袖”本义指衣服的领子和袖子，由于领子近头，袖口出手，遂将集团领导比作领袖，中国人民将毛主席称为伟大的领袖。传说轩辕皇帝升天，人们在黄陵建墓纪念，其冢内却因只埋衣服而叫“衣冠冢”。加冕指戴帽子，却被用来说明帝王更替换代，人们还用衣服指代重大的历史事件，“衣冠南渡”指西晋末年，北方的士大夫们举家南迁的情景，汉末“黄巾起义”时，起义者头戴黄巾，“黄巾”成为了这次起义的指代。延安时期，党中央为克服经济困难，在解放区开展大生产运动，之后用“丰衣足食”来概括这次大生产运动的成果。进入21世纪，我国实施脱贫攻坚战略，又将这一项工作说成“温饱工程”。甚至，对相邻国也用“一衣带水”比喻。衣服还涉及地名、人名。“乌衣巷口夕阳斜”嘛，中国还有以衣为姓者，元代王冕则以帽子取名。
文人墨客也以衣服为着眼点、聚焦点，来述说深刻的社会人生哲理。俄国作家契诃夫在小说《装在套子里的人》中用“透不出气”描述了顽固僵化、惧怕变革的人的形象。白居易在洵阳江头听老大嫁给商人为妇的女歌星弹奏琵琶，感慨下泪，以“江州司马青衫湿”结束全诗。青衫说明白居易官职低微。北宋开一代词河的柳永少年攻读诗书，欲走读书作官之路，并且考试成绩过关，却被当朝皇帝拒之门外，后来，柳永混迹烟花，自嘲“白衣卿相”。
一些词汇看起来似乎以“衣”打包，而实际上是铜铃打鼓另有音。“戴高帽子”不是优惠，而是肉麻地吹捧。“绿衣黄里”意在批评邪正不分， “衣冠兽禽”则是詈骂虽有人之装束，却是禽兽行径。“纨绔子弟”则评价一些富贵家子弟虽有华丽仪表，却吃喝玩乐不务正业。“文革”时期，一些人要打倒老干部，便乱“扣帽子”捏造罪名，给他们“穿小鞋”，进行批斗，这些看似说是穿鞋戴帽之事，实则另有政治图谋。
漫步大街，布店、衣店、鞋帽店随处可见。衣服从用料、纺纱、织布、裁缝已成为一个产业链。商店里，内衣外套，琳琅满目；男女服装，分类摆放。单色衣服或白、或黄、或蓝、或紫、或灰、或绿，门类齐全，可根据喜欢而购买。花色品种繁多，日月山川、树木花卉、人类动物、神话传说、历史故事、汉字谚文、几何图案，尽绘其上，由人挑选。
穿衣不仅为人类的基本行为，更成为人们生活的一种审美。在机关单位里，风度翩翩的公务员正西装革履，在视频前打印公文；在服装城里，那些如花似玉的少妇、少女身着旗袍，肩挂皮包，正精心选择自己心爱的衣服；大街之上，戴着墨镜的小伙子，夹克牛仔，骑着摩托，一溜而过；广场上，穿红着绿的老大爷、老奶奶在音乐伴奏下跳舞打拳……古人把话说绝了：“人的衣衫，马的鞍韂。”
（作者系靖边县委退休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