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28个“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我有幸被评选为“最爱读书的靖边人”，参加了“靖边县2023年缤纷四季全民阅读活动启动仪式”。身披红色绶带，手捧荣誉证书，心情非常激动和自豪，这是对我读书生涯最好的肯定和褒奖。
我出生于农民家庭，上溯几辈都没有读书人。1958年秋天，生产队利用两间土房子办起了学校，有一位老师，十来个娃娃，刚刚八虚岁的我也成了第一批学生之一。当时父母亲送我上学的初衷，就是让识几个照门字而已；在学校老师则要求会念、会写、会算，也不讲或根本没有意识到读书的重要性。
上二年级的时候，我由于贪玩骑驴时不慎跌落，左胳膊骨折了，躺在炕上近百天。高玉柱姐夫来看望，陪了三四天，每天念几段《西游记》中的故事，让我的寂寞和疼痛聊以缓解。大概是三年级，读过一本叫《敏豪生奇游记》的书，书中夸张荒诞的故事让我着迷，此时对书籍产生了朦胧的好奇感。
读完四年级，考到旧城完小，应该说我真正喜欢读书还是从这里开始的。班里有一个叫田宝林的同学，书包里常常带很多小人书，他父亲在公社邮政所工作，家属下放到榆沟生产队居住，放学后要在同一条路相跟很长时间，有时候我们就躲在长城豁口的避风处一起看小人书，甚至到天黑才回家。慢慢地我对读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特别是有故事的书。
一次偶然的机会，借到了杜鹏程著的《保卫延安》，就囫囵吞枣地读起来，虽然对历史背景不了解，但其中的战争场面和故事情节深深的吸引了我。这是我读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直到现在周大勇、王老虎、李江国、宁金山等人物形象仍然在记忆之中。在完小期间，还啃读了《水浒传》，因为是繁体字的本子，很多字不认识，也没有字典可查，只好“识字不识字，先读半边字”。比如把“山神庙”读成“山神朝”，把“俺们”读成“奄们”等等，直到几年后才改过来。除这两部长篇外，还阅读了很多杂书，看书多在同学中小有名气。我看书都是借别人的，要守信用才再借不难，于是常在课堂上偷地看，被老师没收过多次，每次作检讨才能要回来，但“言行不一，屡要屡犯”，老师也没有办法。
还应该一提的是：那时邮递员送报纸只到公社邮政所，到大队还须顺人捎带。在开展学雷锋做好人好事的活动中，班主任姚勤镇老师组织了红领巾投递站，由于大队支书和我同村，所以我也成了投递员。每周都把报纸送到支书家，这件事还被榆林报采访报道过。在捎带的路上也经常阅读报纸刊登的新闻和其它文章，获益匪浅，曾天真地萌生过长大后当一名记者的想法。
书读的多了，一些华丽的词语和句子记的不少，在作文中也能用上，语文成绩提高很快，受到老师的多次表扬。记得1962年元旦，学校办壁报，我以中印自卫反击战的胜利，写了一首“诗”也在其中：“尼赫鲁，大坏蛋，我国边境来捣乱，解放军，真勇敢，一枪把他脑打烂。”壁报在供销社门前，看得人很多，有的人还问许江是谁家的娃娃，这就更激发了我读书的热情。
上了初中，新开设几门课程，学业繁重，已很少再读课外书籍，但语文在班上还是比较优秀的，作文常被任课的杨正权老师当作范文讲评，在学校的板报上也有我的豆腐块短文和顺口溜小诗。最难忘的是1965年春天，在内蒙古工作的许集山叔父，给我寄来了一套吴晗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和《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尽管学习很紧张，还是仔细读过，并把毛主席诗词抄在小本本揣在兜里，全都背会了。也就是从这时开始，对文史和诗词产生更深层次的热爱和理解。
一场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断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学业，我的学历也定格在初中二年级上。1968年秋天，以回乡知识青年的身份，领了一张“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奖状和一把铁锨回到了家乡，和父辈们一样开始一个地道农民的生活。
我们贺沟畔大队（现改为芦西村委会）团支部曾经和靖边中学团委结成过互帮互学的对子，学校的老师们给捐赠了一批图书，其中有很多经典的长篇小说。农村的读书人很少，那批书只能满面灰尘地躺在窑洞的角落里。我把那些书悄悄地拿回家里阅读，一是为了解除思想上的苦闷，二是养成了读书的习惯。那时点的是煤油灯，晚上读书，早上起来鼻涕都熏成黑色的。在农民眼里，你拿生产队的几颗洋芋，就会认为是偷，而那些书籍的用处就是糊窗子或夹鞋样子，谁拿书即便被人看见也无所谓，人家也懒得管那些闲事。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在农村的四年时间里，我断断续续地阅读了《野火春风斗古城》《敌后武工队》《林海雪原》《红岩》《红日》《欧阳海之歌》等20多本小说。特别是柳青的长篇《创业史》和中篇《恨透铁》，说的都是农村的事情，很能引起共鸣，在思想上触动也很深。一度时期，我还把名字改为“恨铁”，给生产队送公粮登记姓名时，营业员还多瞅了我几眼。那时虽然生活艰苦，前途渺茫，但读书使我增强了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勇气，仍然憧憬着诗和远方，爱好文学的种子也在心田里发芽生根，文学类书籍成为阅读的主要内容。
1972年秋天，上了榆林地区师范学校，学生都是社会上招收的，学历和水平层参不齐，大部分是担任过民请教师的，上学就是为了找工作。当时我想分配与否不是我们能决定的，但一定要珍惜这次学习的机会，好好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就是再回到农村也可以做其它的事情。在日常的学习中除文科还算可以，理科的压力山大，因此读书的时间少了许多，只能有选择的读一些古代和外国名著。
入学不久，学校提倡革命小将上讲台，教政治的陈树华老师指定我讲授《毛主席致江青的信》中“人贵有自知之明”部分。我说：我一天书也没教过，还是让当过老师的同学讲吧。陈老师说：正因为没当过老师才应该在实践中锻炼。她给了我很多学习资料，通过仔细阅读，又获得许多教学方面的新知识。讲课那天，听者为校级领导、政教组全体老师、各班代表和本班同学，由于紧张不是很成功，可那是我从事教师工作的开端。这次讲课使我的胆量大了，知名度也有了，求知欲更强烈了。后来“反教育回潮，学白卷英雄”，学校的专业课教学放松了，我则成为校图书馆的铁杆读者，当然也存在着很强的功利性。
在毕业前，我已囊中羞涩，只买了贺敬之的《放歌集》，作为榆林师范学习的纪念，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反复学习创作技巧和风格。在五.七小学（现名靖边县第一小学）给学生教《回延安》这课时，我声情并茂的朗读了全诗，结合自己的理解讲授其内容。很多年后，同学们聚会时还说许老师朗读得好，讲解的好，其实这都是缘于多读书的知识积累。后来，我把《放歌集》送给了李浩同学。
当老师不满三年时间，我调到县委宣传部，过去的知识储备显然不能胜任新的工作要求，于是除了仍然喜欢阅读文史类书籍外，还大量阅读一些政治、理论和哲学方面的书籍，理论水平和文字功夫更进一步得到提高，较好地完成了领导交办的各项任务。
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许多“文革”中认为是“封、资、修”的图书大量出版，因为和新华书店是一个系统，所以买书就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也享受到先拿书后付款的优惠。几年来我先后买了《二十四史演义》《全唐诗》和“四大名著”、“三言两拍”等书。由于经济条件所限，主要还是在减价书中选购，现在收藏的唐、宋、明、清诗别裁集就是减价书。再后来逐渐养成逛旧书摊的习惯，也淘到了不少好书，日积月累家庭藏书也近千册了。
40岁以后，工作岗位几次变动，而且在单位还担任主要领导，考虑和处理的事情多了，有时还要忙于各种应酬，精力有所不济，读书的时间就少了。但习惯成自然，在工作和生活中读书仍是一项重要内容，只是侧重点不同罢了。
退休了，时间充裕了，常常静坐在不大的书房里，读喜欢的书，也是一种莫大的享受，书山学海变得五彩斑斓，弥补着一生没有行万里路的遗憾。有时灵感来了，吟一首小诗；有时兴趣所致，写一篇散文，不少的诗文还在市一级的报纸和杂志上发表，得到朋友们的鼓励和好评。这既是我读书的收获，也是我人生的记录。2018年，我把零散的诗稿和散文收集起来，效仿古人以故里为书名，出版了《钵钵山诗文集》，算是献给亲人、朋友和自己的礼物。
近几年身体出现了一些状况，记忆力越来越差，前边读后边就忘，有时也做一点笔记，效果不很理想。逐渐的总结出一条经验，就是只要记住这段论述这个典故在什么书上，用时就会查到，如果没有读过那本书，怎么去查找呢！为了克服读书难的境况，儿女们给我教会了使用手机上的百度，查询起来方便快捷省时间，但总没有阅读纸质书的那种味道。
漫漫读书路，求索无止境。回顾我的读书历程，真正体会到了“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正气”（习近平语）。参加工作四十多年，虽然没有大的成就，对党和人民的贡献很少，但也能独善其身，安贫乐道，这都是缘于读书的结果。现在已年逾古稀，仍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坚持活到老，学到老；坚持多读书，读好书；坚持书养气，动养生，为创建书香靖边奉献绵薄之力，也让今后的日子更加丰富多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