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民拉着少年的手，看着少年的眼睛，对少年说他真的没有写，那天早上他真的发烧了，他真的在屋里躺着，他真的……可他们都不相信。爱民就问少年：“你说，你说，我到底该怎么说，他们才会信？”
少年看着爱民的那双渐渐黯淡下去的眼睛，本来想点头，可是到最后他还是摇了摇头。因为少年也不知道爱民该怎么说，他们才会相信。
那是爱民的最后一句话。爱民就带着那个问号去了另一个世界。
少年病了。爱民死的那天晚上，雨下得很大，少年没有带雨伞就跟着爱民的父亲去了，路上淋了雨。爱民死了，少年还紧攥着他的手，爱民的手是在少年的手中渐渐变凉变冷的，爱民的瞳孔是在少年的瞳孔的注视下渐渐的散了开来。爱民的父亲想拉少年起来的时候才发现少年的腿是软的，身上火一样烫，一双眼睛紧紧地闭着。那个“潜伏的国民党特务”、“现行反革命分子”就狼一样哀嚎着抱着少年到了少年的家里，两个人一路上跌倒过九次。
一个巨大的深谷，谷底是熊熊的火焰。火焰中，少年看到有许多虚无的影子在无声无息地漂荡着。深谷的上面有一座独木桥。少年被人用鞭子驱赶着，摇摇晃晃地走上了独木桥。一步，两步……好不容易捱到了桥中间，少年突然看见许多青面獠牙的牛头马面们拿着各种兵器，挡在中间，冲着少年大声喝道：“你──说──你──说──你──说──……”
少年又看见了爱民被几个牛头马面的黑大汉架着朝一个虚无的地方走去。少年分明的看见爱民回过头朝他孤立无援地看着，嘴里还喊叫着：“我──到──底──该──怎──么──说──”
少年是被雨淋到脸上才慢慢醒转过来的，他异常疲惫地睁开了双眼，他觉得自己像是死过了一回，又像是睡了一个世纪。少年看见母亲、父亲还有祖父都围在自己身边，淋到脸上的雨滴是母亲的泪珠。
少年转过头。一缕阳光从窗口钻了进来，少年咧开干裂的唇，脸上有了一丝笑意，对祖父、父亲、母亲说： “看，天晴了！”
说完这句话，少年的祖父、父亲、母亲看见少年稚嫩的脸上突然生出了纵横交错的皱纹，苍老得就象一部中国历史。
“反标”案是在少年昏睡的第九天告破的，而且是在村上一个“傻大姐”的协助下才破的案。在杨村南路边的墙根下写那条反动标语的，是邻村的一个孩子，他跟少年和爱民一样，也上小学二年级。那天早上，那孩子跟着父亲去王乐镇赶集，去的时候路过那里，父亲说，歇歇再走吧。父子俩就靠着墙根坐下了。父亲在一旁抽着旱烟袋，二年级学生就用手指在地上写了“毛主席万岁”几个大字。那是他上小学一年级时《语文》课本里第一课的课文，也是他一生中最早学会的几个字。过了一阵，他又在那几个字的前面加上了自己异常熟识的“打倒”，并无意识地抹掉了后面的“万岁”。
孩子在地上写这些字的整个过程中，孩子的父亲，一个九代贫农的后代，一直很专注地看着，脸上每一道皱褶里都洋溢着喜悦、慈爱和欣赏。就在孩子抹掉“万岁”的时候，这个苦大仇深的贫农后代对自己的后代说：走吧，看样子天要下雨了。孩子就跟着父亲走了，地上的五个字就这么留了下来。九岁的“傻大姐”在他们身旁目睹了事件的整个过程。
写反标的那个“赫鲁晓夫”的父亲是个文盲，扁担放在地上也不知道是个“一”字。前些年他一直以耍猴为生，方圆十几里的村落都响起过他们父子耍猴的锣声。那是令每一个孩子心仪的声音。这几年父子俩虽说不再耍猴了，可“傻大姐”还是记住了他们父子俩。
那个孩子的名字叫演戏。
三十多年以后，苍老的少年早已经不再是少年，可是那个泥泞的暑假里留下的一个问题总是缠绕着他，使他始终不能安宁。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
一个人的名字，怎么能叫作“演戏”？
（作者系咸阳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