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棵枯死的兔丝花，守着残枝，在风中摇曳着，充血的夕阳笼罩着龟裂的大地，那一抹挣扎新吐的绿色，映衬着简单的陈设，倒也增添了几分活力。
——题记
十元彩礼
毛乌素沙漠的一望无垠在心底一泻千里，悄然行走于阡陌的每个角落里，诗意的日子随着最后一顿玉米糊糊的殆尽模糊起来。年已然结束，春的脚步伴着沙尘，铺天盖地的来了，而对年幼的母亲来讲，苦难的日子宛若这突来的风沙一般，难以平息。外公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说嘴客，保账、说媒、拉官司等都不在话下，却唯独好赌，且贫穷和自负异常，他和邻村老光棍李秃子赌了10元输赢，1960年的陕北农村萧条、贫困、惨淡。当时的中国还处在计划经济时代，按配给制，以粮票、肉票等形式来发放购买。改革开放前，工人工资是20多元一个月，公务员薪资是40多元一个月。所以，10元的赌注在当时已经是破天荒了。
天亮时分，当懊恼不已的外公拖着疲惫的身躯红着眼回到家，将此事告诉正在磨坊里裹着小脚忙碌的外婆时，已经13岁出落的亭亭玉立的母亲，知道自己的父亲把自己抵了10元彩礼，就要嫁给那个打了半辈子光棍、黄牙且满脸红色胎记的李秃子时，她却表现地异常平静，不声不响。不管外婆怎么哭闹，固执的外公却执意要履行自己的诺言，三天后迎接他的却是母亲的离家出走，而这一走就是32年。
在田间
“一年之计在于春”，这是农人们的经验，也是母亲的哲学。又到春耕时节，为了抢到湿度，我们没日没夜地开始挑水，加之处在白于山最干旱的地带，如哺育我们兄妹一般，她守护着山梗里那一亩三分地。1992年，45岁的母亲，已经是我们4个孩子的母亲，父亲跟着车队，加入了南下广州经商的浪潮，家里所有的担子都压在了母亲的肩上，很多时候，我们总是佝偻着背，使出吃奶的力气，拖着沉重的步伐，打着趔趄挑着水，我们仿佛一夜长大了。
记忆中，母亲总是顶着太阳，用那双满是老茧的手，带着我们去拾粪，然后，将水桶从井里提上来，回过头，伴着鬼脸，对着我们笑。而让我们欣喜不已的是，就在这一年冬季，步态蹒跚的外公坐着小舅的桑塔纳，神态庄重的出现的我家门口，母亲做了一桌热气腾腾的饺子来招待外公，在我们哄抢零食的间隙，阔别32年后，他们两个哭成了泪人。外公用那双布满皱纹的手敲着那一台熊猫牌彩色电视机和广录牌进口收音机，以及那一对实木箱子和油画大理石柜子及储粮大瓷翁时，我清晰的听到，外公喉咙里欢快的声响。
病床前
流逝的日子像一片片凋零的花瓣与枯叶，不曾记得有多少风雨飘摇在耳畔，一份厚重的痛，蔓延周身。2007年5月13日，我骑车出了车祸，而原本打算做脑瘤切除术的母亲，毅然决然地选择陪伴我。我术后的第八天，母亲返回西安西京医院接受治疗，不曾想这居然成为永别。我们再见时，那张白色的床单，那一圈圈缠着头皮、肿胀的缝合线，而母亲，那个光着脑袋，宛若躺在黑夜怀抱的紧闭着双眼的妇人，却成为我的梦魇。她逝去的那一天正好是她60岁生日，78岁的外公，没有流一滴眼泪，他说母亲是享了福的，对他而言1947年出生的母亲，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尽管叛逆了半辈子，虽然操劳却找到了幸福，我们姐弟四人全部找到了工作且家庭幸福。母亲穿着她生前最喜欢的蓝色西装和小皮鞋，带着父亲还有我们姐弟几个买的各种金银首饰，安详地闭上了双眼。
团圆
上帝，似乎是不公平的，它使太多人背负伤痛和不幸，可是上帝似乎又是公平的，它公平的让每一个人享受、沐浴阳光和亲情。
2019年5月21日，母亲的生日这天，我们姐弟四人齐聚母亲坟前，瘦弱的父亲俯身在坟前厚重的一吻，让我突然觉得，洁白笑容的母亲，不该是我的梦魇，走出了厚重，也就走进了春天，因为我们是母亲的骨血和生命的续延。72岁的老父亲，已然成为我们姐弟几个快乐的源泉，尽管父亲住进了新建的独院，也有保姆照看，但是我们几个商量好了，不管多忙都要抽时间照看父亲。周末齐聚父亲小院时，那一辆被我们当做古董陈列起来的飞鸽牌自行车，被父亲刷了一层淡淡的清漆：“1979年，你母亲32岁，她从你外公家跑出来后，一直在一家塑料厂里打工，遇到她时，我是一个穷光蛋，而她手里却有攒下来的将近400元钱，这辆自行车，还有那敦煌牌缝纫机都是她出钱买的，她原本在厂里发展的挺好的，后来成为了工长，再后来因为我去广州打工，她毅然决然辞去了工作，在老家开始种地。我心疼她，她却说那是我们的根，不能把根丢了，把家丢了，她愿意为我守着，没有她，就没有咱们的今天，这辈子遇到你母亲，真是我上辈子修的福气，你母亲一直想出去转，而我却一直忙着赚钱，总想给她最好的，但……”父亲已然泣不成声，小院里突然变得静谧而肃穆。
挽一缕长风薄念，在素色的时光里种下一个梦，梦里有家有爱，也有那长长的思念与牵挂。在冬日雾色缭绕且无声的时光里，唯独不变的是那份情，在不言而喻的懂得里，不管岁月如何变化，心有所寄，大概就是当我们精疲力尽在外撞的头破血流时，亦或在迷茫困顿时一句：“归来吧”，就让我们泪流满面，而这却是母亲一生抒写的哲学。
（作者系靖边县发展改革和科技局干部）
